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父亲已经离开我们14年了！14年来我们一直思念着可敬可爱的父亲，他在我们心中的英容笑貌依然那么清晰，他的身影还是那么高大，他那爽朗的话语声犹在耳边；他在世时对我们的关怀和教育是那么贴心，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多么弥足珍贵……。
缅怀父亲的一生，归纳成一句话，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一生。常言说，万里行舟，心有所系。父亲几十年革命生涯，心中所系的就是，不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初心，牢记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
一、 艰苦卓绝，出生入死，为人民谋解放
我们的父亲郭建培1918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县的一个农渔村。父亲小时候家中生活困苦，并且多灾多难。日寇侵略中国，烧杀抢掠，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由于无法忍受当亡国奴的屈辱，1940年6月，父亲在家乡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就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领导党员和村民们进行秘密的地下抗日斗争。
在父亲的领导下，村党支部和抗日骨干通过宣传和串连，大力动员青壮年踊跃参加八路军或抗日政权工作。父亲还动员了自己的数名亲属参加抗日，其中父亲的二哥后来成了革命烈士。村里先后有近百人参军参政，被共产党日照县委表彰为“抗日模范村”。有不少人后来成了党的领导干部，其中副军级以上和副厅以上干部有十余人。
父亲先后多次深入敌人内部侦察，为上级党组织提供情报，配合八路军对日伪军采取端据点、打埋伏等手段，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父亲还带领八路军武工队抓捕伪乡政人员和伪军，对作恶多端的伪乡长等就地处决，对其他人进行警告和教育后释放。这样，对伪职人员震慑极大，有的表示不再干坏事，有的不当汉奸回家了。由于父亲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曾荣立二等功。
当时的抗日环境极度艰苦和危险。有一次父亲和武工队长召集党员和抗日骨干会议，突然鬼子和汉奸队闯进村里抓人，父亲和武工队长立即疏散了与会人员，然后翻过后墙，跑进了沼泽地的芦苇丛里。日伪军在村里持续3天一直未撤，父亲和武工队长无法脱身，在芦苇丛里藏了3天，也饿了3天。
父亲曾两次被抓进日伪监狱。面对敌人的狼狗咬、坐老虎凳、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等各种酷刑，父亲咬紧牙关，坚强不屈，严守住了党的机密。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调到日照县委工作。从1947年初起，父亲率领县担架团（5000名民工，1000副担架），配合解放军在山东地区作战。在孟良崮战役前后近半年时间里，他带领担架团冒着激烈的枪炮声，到前沿阵地为解放军运送粮食、弹药，接送伤员。在战争紧张的时候经常是几天几夜不睡觉，十几、二十几个小时顾不上吃饭。当国民党74师被我军包围后，当天下午3-4点钟父亲接到华东支前司令部通知：立即赶赴孟良崮战地接送伤员。父亲果断指挥，身先士卒，率领担架团日夜兼程急行军一百多里地，及时赶到现场，出色完成了伤员接送任务。之后我军进入反攻阶段，父亲继续率担架团随军到鲁西过黄河接送伤员。担架团超期服役5个半月。由于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战后受到了野战军支前司令部的通令嘉奖，父亲荣立大功一次。
1949年南下浙江，在温岭县任宣传部长期间，他投身剿匪、反霸、土改、镇反等工作，哪里有困难和危险，他就出现在那里。由于积劳成疾，50年代初父亲患上了肺结核病，多亏当时特效药治疗，才从死亡线上被救了回来。
二、 关心和体察民众疾苦，心里始终装着人民群众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父亲在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那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蹲在农村基层，做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每次机关有下农村基层的任务时，父亲总是带头去。他每到一地都是与当地农民、农村基层干部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都夸他能吃苦、爱劳动、没架子，有话愿意对他说。
从1963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国农村进行了3年多时间的“四清”运动。当时中央要求参加“四清”工作的干部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机关有些干部眼里，参加“四清”是一件苦差事，去干上一期，镀镀金就回来。可是父亲第一批参加“四清”工作，从1963年一直干到1966年“四清”工作结束，才回到省委机关。
有一年姑妈从山东老家专程到杭州来看望父亲，可是父亲正在下乡蹲点回不来，我们就陪着姑妈去乡里找他。父亲从外面回来，只见他头戴一顶旧草帽，上衣敞着怀，下面卷着裤腿，两脚沾满泥巴，看上去是一位十足的当地农民，唯有上衣口袋里那只露出的钢笔让人勉强能够联想他可能是位农村基层干部。父亲说，他在帮农民插秧。姑妈不解地问：你是省委机关的领导干部，为什么总待在农村，还要下地干农活？父亲说，只有同他们在一起，同甘共苦，他们才会把我当自己人，对我说真话、实话。
父亲后来转到企业工作，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工作深入细致，与工人们做朋友，关心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因此在企业职工里威信很高，工人们愿意听他的话。七十年代初父亲担任杭州钢铁厂副厂长兼炼铁厂书记，那时正值“文革”中期，群众思想比较混乱，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杭钢年产钢铁仅七、八万吨。当时浙江省工农业各行业急需生铁和钢材，省委领导对杭钢提出年产14万吨的指标。为了完成省委下达的任务，父亲反复耐心地做职工的思想工作，动员大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生产中去。他向广大职工表示：本人每天吃住在厂里，星期天无要事不回家，与广大职工共同奋战。父亲不仅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车间里、高炉前，与工人们一起干活，还动员我们几个子女到厂里参加义务劳动。为此，职工们热情空前高涨，加班加点，苦战一年，年底终于以14.8万吨超额完成任务，受到了省委的表彰。冶金部还专门发来贺电祝贺！
三、克己奉公，反对特殊化，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
父亲对党的干部队伍里某些人喜欢搞特殊化，脱离群众的坏作风一向十分反感。
自五十年代起，父亲长期在浙江省委和省政府机关任职，无论担任处长、局长还是书记，他始终把自己当作普通群众，从不摆架子、搞特殊。凡事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别人认为“吃亏的事”他总是抢在前头，“占便宜”的事他总是站到后面。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党和政府曾经发动群众组织过一些大规模的活动，如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大办钢铁、绿化造林等。当时广大群众热情十分高涨，而有的领导干部却只是动动嘴，做做样子，不愿走出办公室，很少亲自动手。父亲在这些活动中每次都是冲在前面的积极分子，他不怕苦和累，比许多普通群众都干得带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领导干部公车私用几乎成了惯例，而父亲即便是因公也尽量少用公家的车。七十年代父亲曾任职的杭州钢铁厂，离杭州城的家有十四、五公里路，他上下班是可以用专车接送的。但是父亲为了工作，平时大都住在厂里，只在周六傍晚自己骑自行车回家。同单位的领导干部乘车回家时，经常会在途中看见他辛苦地骑着自行车，便邀请他上车，父亲每次都笑着拒绝了。有一次他去北京开会，返回杭州途中在南京下车看望大儿子常义一家。按父亲的级别，出差是可以乘软卧车厢的，可是他却买的硬座。那时从北京到南京乘特快列车也要近20个小时，我们埋怨他：年纪不小了，不该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和疲劳。可是他若无其事地说：“不累，我坐着就能睡觉。在硬座车厢还可以与邻座交流见闻，我从他们嘴里了解到不少情况。”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平反了“文革”期间大批冤假错案。许多过去被错误批斗和关押的领导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父亲也是那时候到浙江省委机关党委担任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提出了培养接班人，做好新老交替工作的要求。但是有部分老干部迟迟不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父亲于1983年65岁那年在浙江省级机关第一个主动写报告，要求离休。此举受到了省委书记在干部会议上大力表扬，说父亲带了个好头！
父亲退下来之后并没有在家享清福，他又担任了没有人愿意干的省委机关党委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数年，带领老同志们继续为党发挥余热。
几十年来，父亲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因此，他在单位、社区，家庭、亲戚，以及山东日照老家的乡亲中，一直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有着很好的口碑。
四、勤俭节约，热爱劳动，永葆劳动人民本色
父亲一生过着节俭的生活。自五十年代干部实行薪金制后，他的工资收入是不低的，但他一直吃的是简单的饭菜，穿的是便宜的衣裤鞋袜，从未“奢侈”过。家中的所有物品都是节省着用，能继续使用的绝不丢弃。记得家里有条从日寇那里缴获的绿色军用呢毯，在我们家至少使用了五十年，呢绒都脱落了，仍在使用；家里有一张木制的靠背椅，一侧的扶手早已折断，我们多次想换个新的，父亲不允许，一直用了四十多年，直到他去世；家中吃饭坐的两条木长凳是五十年代的，他一直不肯舍弃，从我们兄妹小时候一直坐到我们的子女长大成人，用了三代人；他戴的手表是五十年代购买的苏制表 ，一直用了五十多年；一件毛皮外套是解放初购买的，到了七十年代皮里子都已经破成一块一块的了，他请人把破碎的毛皮用线一点一点地缝接起来，再配上面子，重新做成一件外套继续穿。父亲有时还会去旧货市场“淘宝”。他淘到的最得意的两件“宝贝”，一件是一辆锰钢的自行车，父亲常骑着它去单位上班（其实单位配有专车可以接送他），后来年纪大骑不动了，又寄运到南京给大儿子常义用；另一件是只花了2元钱买到的一只精致的柳条箱，送给大女儿安娜做礼物。安娜从插队落户到上大学，再从走上工作岗位到建立小家庭，这只柳条箱一直陪伴了她30年。
父亲是个非常热爱劳动，闲不住的人。记得五、六十年代时还没有洗衣机，尽管家里有保姆，父亲经常自己洗衣服。有一年寒冬腊月，父亲正在用冷水洗衣服，恰巧被邻居的大婶（居民小组长）看见，就在邻里中到处宣传：这么冷的天，老郭自己用冷水洗衣服，让我们这些家庭主妇都自愧不如！
有一个时期我们家住在杭州北山街的山脚下，住处周边有一些空地，长满了杂草。每到星期天父亲就带着大哥常义去铲除杂草，开垦荒地，种上花生、芝麻、红薯、南瓜、蚕豆和青菜等瓜果蔬菜。他常常清早就去地里松土、浇水、施肥…，收获的果菜还送给邻居品尝。
父亲做家务是一把好手，会做许多美食，如大头菜、熏鱼、多层饼、饺子、山楂酱、八宝饭等等都是他的拿手绝活。每次家庭聚会，父亲勤劳能干的身影和满桌令人垂涎的美食总是给我们带来许多欢乐。
五、 精心培育后代，做革命事业继承者和对人民有用的人
父亲革命生涯几十年，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表现出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韧，对一心为人民谋利益宗旨的执着。
父亲在“文革”时期一度被诬陷为“叛徒”，受到“四人帮”势力的批斗，并被离职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受到很大冲击。但是，父亲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以乐观的精神状态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和学习，干起活来特别起劲和能吃苦。
二妹莉娜清楚地记得，父亲在“五七干校”时曾把她叫去那里参加义务劳动，培养劳动观念。莉娜劳动期间看到已年过半百的父亲，挑着一担大粪走得飞快，很是吃惊和佩服！那个时期，父亲回家的时候常给我们讲中国革命的历史故事，讲自己的革命经历，还用米糠做成窝窝头，全家一起吃忆苦饭。他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定理想信念，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在89年的“政治风波”期间，父亲教育我们要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反对一切怀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行，并鼓励我们早日加入共产党。
父亲小时候以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仅用4年时间就读完了小学6年的课程，但是由于家贫，此后就辍学了。他深感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从我们童年的时候开始就教育我们要认真读书，积极向上。即使“文革”期间社会上盛行“读书无用论”，父亲仍然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使得我们受益匪浅。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们兄妹三人在同一年考上了大学，成为文革后高考改革的第一批大学生。加上文革前就上大学的大哥常义，我们一家出了四个大学生！因而受到了亲朋好友们的赞叹和羡慕。
回忆父亲对我们兄妹的教育，我们想起了诸葛亮在《诫子书》里对儿子诸葛瞻的教诲：“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父亲的文化程度不高，也许说不出像《诫子书》里那样高深的理论，但是他以自己朴素的语言和模范行动对我们的教育和示范不正是与诸葛亮的名言异曲同工吗！
在父亲的谆谆教育和影响下，我们兄妹不仅上了大学，并且入了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成为各单位的领导和骨干。
回想父亲对我们兄妹的革命理想信念教育，他本人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艰苦奋斗、勤奋努力、为人正直，光明磊落等高尚人品的垂身示范，朴实善良、热情真诚、乐于助人、乐观通达、充满活力等人格魅力，对于我们“三观”的形成影响极深。多年来，我们家的这种良好家风深刻地影响和教育了我们兄妹这一代，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第三代人。
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为人民服务》一文里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父亲正是这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为着解放人民，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
父亲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他一生体现出的革命理想、信念、品德和作风等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崇敬、缅怀和传承！
郭常义 郭安娜 郭常平 郭莉娜 郭莉亚
2020年8月12日
附：郭建培简历
郭建培同志1918年2月出生，原籍山东省日照县，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山东日照县从事地下党工作，曾任中共日照县委秘书、中共日照县圣岚区委代书记、书记等职。1949年南下浙江后，历任中共温岭县委宣传部长，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处长，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干部处副处长，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1972年后历任杭州钢铁厂党委常委、副厂长，浙江省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1980年3月任中共浙江省省级机关委员会副书记，1983年12月离休。
